优信彩票购彩大厅社会学研究的“道”与“术”

质性研究,是发端于人类学、尔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成形的研究方法体系,9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导论》对“质性”概念做出界定:质性,汉语词汇本意解释为资质,本性。作为外来翻译语言,“质性”与“量性”相对应,一层意义是强调通过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来探讨事物“质的”方面;另一层意义是强调符号互动过程,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含义,也意味着通过“体悟”而不是“测量”获取的对社会本质及规律的理解。也就是说,“质性”概念本身就带有“道”的含义。


探寻社会学之“道”,尤其体现在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提炼建构。《导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家国同构”整体观内在隐含着“社会全息”思想。并从生物全息现象、全息摄影和中医“人体全息论”切入,通过与现代自然科学“全息理论”相类比,提出了“社会全息论”假说。表述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社会系统整体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实际上,社会学研究即是对这些显现信息的“采集”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过程。潜在信息往往比显现信息更加丰富,也更加重要,可能更接近事物本质、决定发展演变的走向趋势。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仅靠外在表面呈现指标数据的采集“测量”,更要靠参与其中的深度“挖掘”。基于统计学原理的社会学研究常常困扰于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术”与“道”的不协调、不适应。社会全息理论有可能破解困扰经典社会学的这种“代表性悖论”,为“窥一斑而知全豹”“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法提供科学依据,并由此奠定质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非西方学者的批判则主要指向英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垄断地位。英美学术霸权的形成与延续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学术领域的英语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美元一样,创造和持续统治着世界学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此格局中,非英美学者必须用英语逻辑思考、用英文写作,才有望在国际期刊上抒发见解。[13]即便如此,在非英美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质性研究仍被归入小众范畴。在英美学者看来,这些研究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只是验证和补充了西方地域研究未能兼顾的视角。因此,此类研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引领和影响方法论和学术范式的走向了。

“道”和“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道”,可理解为真理、规律、本原;“术”,即技术、方法、工具。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已有40年。近年来,社会学界关于“术”的讨论较多,甚至争议热烈,而对社会学之“道”,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摘 要:本文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占据着主导智识生产的中心地位,非英美学者及其本土研究被贴上了未现代化的标签。为打破这一局面,本文着力问题化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浅析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整体观和变化观),以呼吁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

社会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从不同角度定义,种类繁多,共同的一点,是强调其为特定环境下人们“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人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深处,是由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文化,也决定或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认知方式。譬如,东方民族偏“质性思维”,西方民族偏“量性思维”。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可否认,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而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也是社会学之“道”的重要存在形式。

关键词:质性研究;本土化;中心-边缘;本体论;认识论;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著《质性社会学导论》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更进一步,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83)在《地方性知识》中从知识相对论的视角出发,呼吁研究者探索和建构出与普遍知识相区别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后者激活了在地人的意义世界。[15]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致力于寻找超越英美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替代物(alternatives),但此努力屡遭失败。常见的情况是:学术进步虽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但缺乏颠覆旧范式、巩固新范式的方法论主张。例如,在《东方学》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潜在原则他者化,却没能构想出破解他者化的方法论。

“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含义非常之广。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社会”因文化差异而“道”有所不同,从时间上看,同一国家、民族的社会之“道”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社会历史的进程呈螺旋式上升。就是说,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表明我国正由“数量型社会”转型为“质量型社会”。质性社会学以提升社会质量为目标,提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质性社会”概念。这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即社会学之“道”的变动调整。

  中心和边缘国家学者都对中心国家主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其中,西方学者的批判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批判对文明理论的挑战、他者化、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英语成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和地方性大学官方语言的批判、研究方法的文化基础(如英美研究者对访谈方法的普遍推崇)、西方捐赠者对国际研究与评估的影响,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等。[12]

优信彩票购彩大厅,量性思维的文化土壤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依靠直觉感悟、类比认知的质性思维被斥为“不科学”而遭到边缘化。《导论》认为,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而不是旁观者视角,“扎根”、互动,将心比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式,可能更加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社会学想象力”更多的是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的直觉思维能力,而不能将其转化等同为数学计算能力。直觉思维虽不具备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但不一定就不符合辩证逻辑;其机理和科学性虽目前尚未认知,但不等于“不科学”甚或“伪科学”。《导论》还认为,“质性思维”与“大数据思维”具有认识论的同一性;大数据方法为实现费老倡导的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和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因此,《导论》倡导质性社会学,并不是要否定、摒弃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而是主张两种方法论取向的互补与融合。事实上,量化分析的数字和模型可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宏观状态和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质性研究方法则擅长呈现社会发展的细节与过程。宏观状态的数量把握固然有助于政府决策和人们对身处社会的认识,而今天中国社会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细节和过程。

  至于如何破解方法论的中心-边缘格局,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建构多元的研究理念和框架,而非断然拒绝英美范式与方法、或一味地对其加以模仿。此努力客观上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例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96)指出,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模型根植于西方独特的宇宙观,非西方社会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套不同的概念与模型,就像西方社会中加糖的茶和巧克力在其原产地是不加糖的一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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